一、我國非洲豬瘟疫情的流行趨勢

　　1、疫情首發：非洲豬瘟非人畜共患病，政府未雨綢繆早有準備

　　2018年8月3日，我國遼寧省沈陽市沈北新區發生一起非洲豬瘟疫情(ASF)，這是中國首次發生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沈北新區政府立即啟動應急預案，對疫點邊緣向外延伸3公里的區域已實施管控，開展疫情防控工作，截止目前已經撲殺生豬8116頭。

　　非洲豬瘟是一種急性，發熱傳染性很高的濾過性病毒所引起的豬病，其特征是發病過程短，但死亡率高達100%。因為臨床表現與普通豬瘟類似，故名非洲豬瘟，但兩種疫病完全不同。非洲豬瘟病毒屬于DNA病毒，普通豬瘟為RNA病毒，所以疫苗不存在交叉保護，截至目前，非洲豬瘟都無有效疫苗可防控，撲殺是唯一手段。

　　非洲豬瘟病毒(ASFV)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種以媒介昆蟲傳播的DNA 病毒，其傳播方式主要是接觸性傳播。人類或污染的豬肉、豬肉制品及飼料產品很有可能成為ASFV傳播的通道。研究表明，ASFV對反復凍融有很強的耐受性，其在凍結肉中甚至可以存活1000天。

　　非洲豬瘟非人畜共患病，正常烹飪完全可以消滅病毒，無需恐慌。非洲豬瘟雖然致死率極高，但是豬是非ASFV唯一的自然宿主，除家豬和野豬外，其他動物不感染該病毒，即該病非人畜共害病，雖然對豬有致命危險,但對人卻沒有危害，對人體健康和食品安全不產生直接影響。從目前的研究情況看,也不太可能出現變異傳染人的情況。同時非洲豬瘟病毒對高溫敏感,70攝氏度下30分鐘即可滅活，因此正常烹飪完全可以消滅病毒，所以居民無需恐慌。而深埋病死豬有一個生物發酵發熱過程,特別是生石灰遇水也會產生大量熱量,多重措施能夠保證徹底殺死病毒。

　　我國對非洲豬瘟忌憚有加，早有準備，在2015年出臺了具有具備實際操作意義的文件，并在北方邊境省份等高風險地區多次組織開展應急演練和專項督查。作為全球第一養豬大國，我國對非洲豬瘟一直忌憚有加，早在2012年我國就已出臺文件以預防非洲豬瘟，為當前疫情快速控制打下一定基礎。早在2012年俄羅斯非洲豬瘟高發之時，農業部就聯合質檢總局等8個部委局聯合發文《關于切實做好非洲豬瘟防范工作的通知》，并在2015年推出了具備實際操作意義的 《非洲豬瘟防治技術規范(試行)》，并在北方邊境省份等高風險地區多次組織開展應急演練和專項督查，細則的頒布為本次非洲豬瘟疫情的處理提供了系統的操作方案，有助于各個疫點的疫情被快速控制。

　　2017年，俄羅斯在距離我國滿洲里口岸不足1000公里的伊爾庫茨克州再次發生疫情，非洲豬瘟跨境傳入我國風險進一步加大，國家質檢總局迅速發布《質檢總局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非洲豬瘟防控工作的通知》?？傮w而言，我國雖然是第一次爆發非洲豬瘟，但是得益于國家防范于未然的措施，健全的防控體系，不斷提升的經濟實力以及強大的國家行政力量，對已發現疫情的疫區處置合理迅速。

2、疫情發展：60天23例疫情爆發，區域爆發勢頭開始呈現

　　自8月1日起，我國在60天內爆發了23例非洲豬瘟疫情，區域爆發勢頭開始呈現。自從8月初首例非洲豬瘟在我國沈陽被確診以來，截止到9月30日，農業農村部共通報了23起非洲豬瘟疫情，遍布遼寧、河南、江蘇、浙江、安徽、黑龍江、內蒙古、吉林8省，涉及散養戶、種豬場和屠宰場。其中安徽疫情爆發最為嚴重，累計確診8例，遍及蕪湖市、宣城市、滁州市和銅陵市4個地級市，內蒙古確診4例，江蘇、黑龍江、河南、遼寧和吉林分別確診2例疫情，浙江發生1例，從疫情的傳播路徑來看，非洲豬瘟呈現由北向南再向北的特點，雖仍然是點狀分布，但開始呈現區域爆發的勢頭。受疫情管理政策影響，目前各疫區因非洲豬瘟累計撲殺生豬82924頭(含遼寧省清查過程中撲殺 11257頭)。

　　3、疫情趨勢：污染面和傳染源仍未確定，后續疫情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當前疫情的病毒污染面和病毒傳染源仍有待進一步調查(難度較大)，而我國存在大量的中小散戶，較多的潲水豬以及頻繁而不規范得生豬調運，為控制疫病傳播增加了難度。疊加非洲豬瘟早期發現難，無可用疫苗預防，使得后續疫情形勢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不排除出現進一步擴散的可能性。

　　非洲豬瘟病毒進入中國的源頭和路徑尚未明確，潲水豬的存在增加了我國染病風險。疫情的徹底控制永遠是從源頭病毒開始，若未能控制病源，就不可能凈化。當前非洲豬瘟的來源和路徑仍在調查中，根據基因測試顯示，中國疫情的毒株部分基因序列與俄羅斯伊爾庫茨克2017株的相應序列完全一致，而俄羅斯遠東地區2017年以來也發生了多起非洲豬瘟疫情，聯合國糧農組織曾在3月發布了一份名為《非洲豬瘟對中國的威脅》報告，明確提醒我國注意非洲豬瘟從俄羅斯傳播過來的風險。而我國由于養殖基數龐大，存在大量飼喂泔水的散養戶，他們有可能接觸到來自境外航班的餐食，增大了我國染病的風險。根據有關報道，前21例疫情中，至少有9例是用泔水飼養，泔水養豬成為非洲豬瘟高發特征。

　　復雜的養殖環境使得疫情追溯耗時耗力，不利于疫情的及時控制。相比于源頭的不確定性，理清傳播路徑對于控制非洲豬瘟至關重要，當前爆發的23起疫情，遍布8個省市，其內在聯系探明仍需時間。從疫病傳播學的角度來看，非洲豬瘟的潛伏期是4-19天，由于染病豬會在發病前兩天開始排毒，所以當疫情爆發之時，ASFV(非洲豬瘟病毒)已經開始傳播。防疫部門需要立即對疫點至少兩天前(我國自行的是前30天)所有進出人員、車輛和物品進行追溯，確認其不會傳染到易感動物，如發現有傳染風險，應立即進行撲殺。由于我國生豬調運頻繁，大量中小散戶生物安全防疫意識不足，能夠接觸到生豬或者飼養人員的機會特別多。在已爆發的23例疫情中生豬存欄規模不足500頭的高達18戶，占比近8成。此過程十分耗費時間，不利于疫情的及時控制。因此在未明確疫情的傳播途徑之前，防疫主要以全面排查，發現撲殺為主。

　　截至9月1日，全國已排查場點2303.5萬個，生豬10.3億頭次，疫情總體已經可控。未來如果知道來源、理清路徑就可以順藤摸瓜，主動防疫，定點監管高風險區域，將非洲豬瘟影響降至最小。

　　二、我國非洲豬瘟防控措施及周期格局影響分析

　　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農業部重點管控生豬調運環節，監管政策不斷加碼，目前東北、西北、華北、華中、華東、東南18個省份之間生豬調運已經停滯，產銷區價格嚴重分化，對當前豬周期演化和未來行業格局發展都具有深遠影響。

　　當前豬周期演化：產能錯配，生豬滯銷，產區進入激烈的洗牌階段。我們認為嚴格的禁運政策導致養殖業區域產銷錯配問題凸顯，產區豬價低迷、養殖戶銷售困難導致現金流壓力顯著提升，補欄積極性大幅下滑，幾乎所有生豬(肉豬、種豬、仔豬)都面臨滯銷，產區進入激烈的洗牌階段，必定會導致產能被迫快速退出，2019年豬價上漲已是定局。

　　未來行業格局發展：龍頭養殖企業地位將更加牢固，屠宰場話語權也將增加。隨著規范化快速成為主旋律，中小養殖戶生存空間將被進一步壓縮，大型養殖企業將憑借其更少的邊際成本彈性，完善的生物安全防控體系，更強的抗風險能力以及更好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將迎來一輪新的發展契機。在這個過程中優秀企業成本與行業平均水平差距進一步拉大，龍頭地位更加穩固。而流通領域主導權將更多的向屠宰場傾斜，肉類的冷鏈物流發展也將迎來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

　　1、防疫措施：調運環節監管不斷加碼，產銷區豬價分化明顯

　　疫情發生后，農業農村部重點管控生豬調運環節，監管政策不斷加碼。非洲豬瘟發生后，農業部迅速啟動Ⅱ級應急響應，對疫區采取封鎖、撲殺、無害化處理、消毒等處置措施。同時展開了疫病的溯源和傳播途徑追溯工作。為防止非洲豬瘟在現有疫點的基礎上繼續傳播，農業組在生豬調運管控環節和撲殺補貼不斷加碼，接連出臺4個重磅文件。

　　8月10日，農業部發布《關于防治非洲豬瘟加強生豬移動監管的通知》，嚴防因生豬移動導致疫情擴散蔓延;

　　8月31日，農業部印發了《農業農村部關于切實加強生豬及其產品調運監管工作的通知》，明確了發生疫情省份生豬及其產品調運要求，嚴格限制生豬及其產品由高風險區向低風險區調運;

　　9月11日，農業部發布了《農業農村部關于進一步加強生豬及其產品跨省調運監管的通知》，明確要求與發生非洲豬瘟疫情省相鄰的省份暫停生豬跨省調運，并暫時關閉省內所有生豬交易市場。暫停時間從任一相鄰省發生疫情至其全部相鄰省疫情解除封鎖前。

　　目前全國爆發疫情的省份有8個，疫情省的相鄰省份有10個(河北、山西、上海、福建、江西、山東、湖北、陜西、寧夏、甘肅)，整體覆蓋東北、西北、華北、華中、華東、東南地區18個省份。我國生豬由北向南的運輸線路幾乎被全部封鎖。

　　9月13日，財政部、農業農村部聯合印發《關于做好非洲豬瘟強制撲殺補助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將非洲豬瘟納入強制撲殺補助范圍，對此次強制撲殺補助標從800元/頭提至1200元/頭，以上補助經費從2018年8月1日起實施。目前我國生豬養殖行業平均成本13元/kg，按照1200元倒推體重應該是在92kg，考慮到正常生豬出欄體重在110-130kg且豬場一般都是批次養殖，存欄豬有大有小，因此我們認為1200元的補貼已經能夠覆蓋大部分養殖戶當前的存欄成本。同時將撲殺補貼提升至1200元/頭符合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建議的“補償價格應該在其商業價值的70%到110%之間”，不僅可以幫助養殖戶打消上報顧慮，減少偷運偷埋等非法行為，又能對構建上下聯通的防疫體系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

　　2、周期影響之一：生豬流通“新格局”、2019年豬價上漲或成定局

　　在流通受限的情況下，產銷區價格走向分離，疫情產區養殖戶現金流面臨較大挑戰，重點關注生豬調出大省疫情發展。我國生豬產能差異化分布明顯，河南、山東、湖南、湖北、河北外調豬肉量排名全國前五，合計919萬噸，占全國生豬調運總量的73%，占全國消費總量的17.3%，銷售渠道對外依存度極高，若豬肉調運受限，將導致省內豬價大幅下跌，此次洗牌較為慘烈，我們預計散養戶最多虧損一批豬就會被迫退出(6個月)，從而刺激豬價大幅上漲。

　　禁運政策若未發生大幅調整，疫情產區養殖戶現金流將面臨極大挑戰，補欄積極性顯著降低，產區洗牌力度將繼續加大，母豬將大量被迫淘汰，那么對應的明年3季度后生豬出欄量將會大幅減少;而生豬存欄的出清更快，半年左右就可以達到出清，2018年底或2019年上半年的豬價可能就會迎來景氣期，需保持密切關注。

(1)產銷區價格急劇分化：銷區受益、產區洗牌

　　18省市生豬調運受限，產銷區價格差創歷史記錄。非洲豬瘟爆發以來，為控制疫情，切斷病毒傳播路徑，防止疾病擴散，生豬及其產品在調運環節的管控力度不斷加碼，導致產銷區域豬價嚴重分化。從最初的沈陽生豬禁止外調，到目前18省市生豬調運受限，安徽、河南、江蘇三省豬肉產品更是被限制調出，我國生豬由北向南的運輸線路幾乎被全部封鎖。而流通環節受阻帶來的影響正不斷顯現在區域豬價上，根據芝華產銷區數據顯示， 2013年至2018年8月1日，我國產銷區生豬均價差距為0.27元/kg，非洲豬瘟爆發之后，產銷區生豬均價急劇擴大至2.22元/kg，遠超歷史極值。其中浙江生豬價格漲幅最大，逼近19元/kg，河南作為生豬第一調出大省(外調產能占總產量的64%)價格大幅下滑，最低降至10.8元/kg，與相鄰省份均價相差3元/kg，創下歷史最高記錄。

　　(2)生豬流通“新格局”

　　產銷區價格持續分化是我國生豬產能差異性分布的結果，生豬流通環節或將面臨大變革。根據芝華數據，每年我國省際之間調運豬肉1260萬噸，占全國產量的24%，其中調出省份13個，主要集中于華中、華北和東北地區，調入省份18個，分布于華東、西南和華南地區。在非洲豬瘟發生之前，生豬經紀人依據各省市生豬價格差，將肉豬調往全國各地從而牟利，全國豬價也借此實現平衡。但是由于其在運輸過程中生物安全防控措施薄弱(車輛消毒不徹底，不同豬場生豬混裝，不同豬販子生豬分裝)，且行業長期以來都較為不透明，外界對此環節規范化呼聲日益高漲，經過此次非洲豬瘟事件，生豬流通領域或將迎來一輪規范化浪潮。

　　產區洗牌：河南、山東、湖南、湖北、河北外調豬肉量排名全國前五，外調產量占自身消費量比重均超過65%，一旦禁止豬肉產品省際調運，省內豬價將大幅下滑。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豬肉產量排名前十的省份合計生產豬肉3398萬噸，占全國豬肉比重64%，但其自身僅能消化2580萬噸，剩下818萬噸需要外調消化，占其自身消費總量的32%。具體而言，河南(288萬噸)、山東(194萬噸)、湖南(193萬噸)、湖北(127萬噸)、河北(117萬噸)五省外調豬肉量排名前五，占自身消費總量的178%、102%、80%、65%、79%。這些省市生豬產業對省際調運依存度高，一旦調運受限，其產能將嚴重供過于求，生豬價格大幅下跌。以河南為例，河南在鄭州發生非洲豬瘟疫情之后生豬價格5天內下跌9%，而后河南省第二起非洲豬瘟發生后，豬肉被禁止調出，價格更是在5天內大幅下滑2.4元/kg至10.8元/kg,跌幅達到18%。

　　銷區上漲：廣東、上海、浙江、北京、天津調入豬肉量排名全國前五，體量均超百萬噸，外調數量平均占消費總量72%，對外依存度極高。根據芝華數據測算，廣東、上海、浙江、北京、天津2016年豬肉消費總量為459萬噸、181萬噸、239萬噸、135萬噸和136萬噸，供給缺口分別為195萬噸、168萬噸、148萬噸、113萬噸、106萬噸，其供給保障率平均只有28%，其中上海、北京對外依存度更是達到93%、84%。是全國對外依存度最高的5個省市，我國調運總量的58%用于供給以上五省市。這些省市一旦發生非洲豬瘟或者外調線路因疫情被封鎖，其豬價將快速上漲。以浙江為例，自23日樂清爆發非洲豬瘟以來，其生豬價格逐漸上漲，而31日其相鄰省份安徽也爆發非洲豬瘟后，其北方生豬調運線路幾乎全被封死，隨后安徽疫情持續爆發，豬肉產品也禁止調運，浙江豬價飛速上漲，3天上漲3元/kg，樂清地區豬價更是達到20元/kg，接近歷史最高值。

　　未來疫情走勢將會對生豬調運環節持續造成影響，重點關注山東、湖南、湖北、河北等調出大省疫情發展。我國生豬調出量排名前五省份合計919萬噸，占全國生豬調運總量的73%，占全國消費總量的17.3%。而從2006年以來，我國豬肉產量單年降幅極值為07年的363萬噸(YOY-7.8%)，生豬價格從8.92元/kg漲至17.4元/kg，振幅達到95%;而從15年開始的行業大牛市，兩年豬肉產量減少372萬噸(YOY-6.7%)，生豬價格右11.6元/kg上漲至21.2元/kg，振幅83%。因此按照這個標準來計算，如果主要生豬調出省份禁運，將對行業產生極大的沖擊。當前來看，排名前五的生豬調出大省只有河南豬肉產品不讓調出，山東、湖北、河北生豬調運受限，湖南當前調運還沒受到政策直接影響，但調運范圍會因為不讓經過高風險區域而受到部分限制。另外，9月20日浙江與山東達成每天600噸生豬產品的對接供應量意向，這種點對點認證供應，因為規模需求大，為便于管控，應更大范圍地鋪開。因此無論是在供給端，還是在需求端，主要調出省豬肉產品調運受限都將給區域供給帶來較大影響，重點關注山東、湖南、湖北、河北等調出大省疫情發展。

在生豬調運監管政策不斷加碼的大背景下，產銷區養殖戶面臨的形勢也是天壤之別，特別是疫情產區，豬販子調運受限，運輸量大幅下降。根據農業部數據顯示，8月以來我國生豬跨省調運數量一直呈下滑趨勢，由高峰時的每周調運213.2萬頭降至171.7萬頭，環比下降20%。流通量的減少和調運區域的限制，導致養殖戶滯銷嚴重，特別是在河南和東北地區，養殖戶對后市普遍悲觀，出欄情緒迫切，和當地從業人員交流了解到“(養殖戶)只要有車運來就賣，補欄積極性很低”。同時從銷售端來看，由于其他省市擔心病毒傳入，對疫區省份的產品接受度不高，這也導致疫病發生產區銷售壓力增加，養殖戶被迫壓欄。

　　滯銷向上游種豬環節傳導，補欄積極性快速降低，將影響明年三季度的生豬供應數量。由于受到禁運政策影響的產區豬價低迷，疊加疫病風險，養殖戶補欄積極性普遍降低，部分地區仔豬已經開始虧損，自繁自養養殖戶對后市情緒悲觀，開始推遲配懷計劃，調整出欄節奏。

　　我們認為，肉豬價格的持續低迷以及逐漸擴大的禁運范圍會嚴重影響養殖戶資金回籠，產區已經開始出現了產能淘汰的行為，但是得益于2015年開始的超長豬周期以及相比于2014年更低的飼料原材料價格，當前養殖戶現金流壓力還未全部顯現，同時疊加2018年二季度已經淘汰了一大批落后產能，當前更多的形式是調整出欄節奏，減少補欄。但是在可預期的未來半年(肉豬完整生長周期)，生豬存欄出清完成一輪，2018年底或2019年上半年的豬價可能就會迎來景氣期，需保持密切關注。而禁運政策或導致養殖戶現金流將面臨極大挑戰，補欄積極性顯著降低，產區淘汰力度將繼續加強，大量母豬將被迫淘汰，那么對應的明年3季度的生豬出欄量將會減少，由于悲觀的預期存在，行業豬肉供給的減少甚至會更早，2019年豬價上漲成為定局。

　　3、周期影響之二：種豬外調實質性受限，母豬滯銷被迫育肥

　　受調控區種豬外調實質性受限，母豬滯銷導致養殖戶被迫育肥，種豬場現金流壓力不斷增大，或出現資金斷裂的風險。因為種豬價值高，購買者更看重品質，因此跨市、跨省調運種豬十分頻繁。雖然農業部在文件中對種豬的調運留下了空間，規定“疫區所在省的種豬，經實驗室非洲豬瘟檢測合格和檢疫合格后，方可調出本省”。但是由于地方的檢測和評估實力厚薄不一，疊加現在疫情控制形勢仍不明朗，外調仍存風險，種豬的跨省調運在受限區域實質上也處于停滯狀態。且在流通管制的大背景下，產區供過于求，疊加養殖戶補欄積極性不高，大量種豬也面臨滯銷的困境，最終被迫自己育肥。但種豬場和仔豬場設計的育肥產能并不多，大量育肥不能長期持續，同時因為育肥環節的成本支出，養殖場現金流將更加緊張，最終不得不將肉豬低價售賣或提前宰殺，甚至出現和14年一樣的情況，大量豬場因現金流問題被迫售賣豬場。

　　產能錯配問題凸顯，全國種豬大約55%調運受限，將推動周期持續維持高景氣度。從當前情況來看，我國種豬存欄分布和肉豬出欄分布大致相同(產區分布)，主要在華東和華中地區，更高層次的國家核心育種場同樣集中在我國肉豬排名前十的主產區，比如廣東、湖北、山東，湖南、河南等省份?，F在被禁運區域覆蓋東北、西北、華北、華中、華東、東南地區18個省份，其母豬存欄量占全國總量的55%。

我們認為由于生豬禁運導致行業產能錯配問題凸顯，資源不能最大化利用，產區供過于求，必定會導致富余產能被迫退出，而銷區因為肉豬價格高漲而將后備種豬當肉豬銷售盈利更大，也將導致現有母豬產能減少。這將對行業恢復正常后的補欄造成很大影響，周期景氣度將持續更久時間。

　　4、格局影響之一：大企業迎來行業規范化紅利，中小散戶生存空間將被進一步壓縮

　　中小養殖戶因為其自身缺陷為非洲豬瘟的滋生和蔓延創造了條件，給防疫人員疫情追溯增加了很大的難度和負擔，未來規范化快速成為行業的主旋律，其生存空間將被進一步壓縮。而大型養殖企業將憑借其更少的邊際成本彈性，完善的生物安全防控體系，更強的抗風險能力以及更好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將迎來一輪新的發展契機。

　　(1)行業規范化趨勢明顯，中小散戶邊際成本上升要顯著高于大型養殖企業。規范化必將抬高散戶成本中樞，而大型養殖企業在規范上原本就做的更好，邊際成本上升要顯著低于散戶，優秀企業成本與行業平均成本將進一步拉大，獲得的超額收益也將會更多。以河南某鄉為例，在非洲豬瘟爆發之后，鄉政府將轄區內89個養殖戶進行了篩查，發現只有1戶滿足現有的環保要求和生物安全防疫要求，這就意味著如果未來管理政策趨嚴，剩下88戶都將被迫清退或限期整改。

　　(2)大型養殖企業具備完善的生物安全防控體系。由于非洲豬瘟烈性病毒致死率高達100%，且無疫苗可以防治，傳染方式為接觸性傳染，主要通過人類或污染的豬肉、蜱等方式傳播，因此隔斷病毒與豬群接觸途徑是防控此類疫病最好的手段。而普通豬場土地利用率幾乎100%，沒有設置對外的緩沖隔離帶，同時對拉豬車等交通工具和外來人員的消毒措施也幾乎沒有，而大型養殖場設有專門的人員和交通工具消毒區，生豬售賣區與養殖區域隔離，工作人員進入豬場都會洗澡消毒換衣服，從源頭上阻斷了病毒傳播的途徑。20例疫情中16例的染病豬均來自于中小養殖戶，也進一步說明散養戶在生物安全控制上的缺位。同時相比于中小散戶，大型養殖企業規模豬場選址更加科學，會著重考慮周圍養殖場對自身的影響，因此受到牽連的可能性更小。例如牧原在選址時，附近3km內基本沒有養豬戶。

　　(3)大型養殖企業豬場絕對數量大，分布廣泛，保險購買齊全，抗風險能力更強。大型養殖場由于出欄量可突破千萬頭，其豬場分布廣泛，即使按照單場4萬頭計算(行業較高值)，出欄1000萬頭的大型養殖企業豬場約250個，即使某一個豬場不幸染病或者被劃歸疫區，其對整體的影響也僅為0.4%。更重要的是，大型養殖企業保險購買齊全，比如牧原就為所有生豬都購買了死亡保險，溫氏為所有母豬購買了死亡保險，一旦因為疫病導致母豬(生豬)死亡，保險公司將會理賠其全部成本，政府也會有相應補貼。而散養戶保險購買的滲透率低，且豬場數量幾乎唯一，一旦感染疫病就是滅頂之災。因此大型養殖企業具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

　　(4)大型養殖企業具有更好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無論是在法律意識，養殖環節的規范化上，我們認為從主管部門的監管力度，養殖場自己的風險收益比來看，大型養殖場都讓人更加放心。特別是抗生素的使用，獸藥的殘留，病原微生物的監測，死豬的處理等關鍵節點上，大型養殖場都有一套完整規范的操作流程，對食品安全的保障能力更強。9月11日，浙江省畜牧獸醫局向山東省畜牧獸醫局發函，申請山東推薦10家品控管理優秀的屠宰企業和20家大型養殖企業用以保障浙江省生豬供應。浙江省點名大型養殖企業定點供應，看重的也是其更好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5、格局影響之二：屠宰端話語權或將增強，肉類冷鏈物流將迎來大機遇

　　近日，山東省畜牧獸醫局下發了《關于印發防控非洲豬瘟公開信的通知》，暫時關閉全省生豬交易市場，并鼓勵各生豬屠宰企業推行“集中屠宰、冷鏈運輸、冷鮮上市”模式，加快推進轉型升級，提升生豬就近屠宰加工能力，就近就地收購生豬。要求生豬販運經紀人主動到當地畜牧獸醫部門進行備案，定期報告生豬調運期間動物防疫情況，并且對生豬交易的消毒、檢疫等環節都做了細致的規定。同時與行業內從業人員的交流來看，在疫區屠宰場話語權顯著提升，冷鏈車更是急缺。我們認為經過本次非洲豬瘟事件，長距離的生豬調運或被限制，流通領域主導權將更多的向屠宰場傾斜，肉類的冷鏈物流發展將迎來一次難得的歷史大機遇，行業借此契機迅速走向規范化，龍頭企業危中有機。